芬奇先生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需要锻炼。
当年他的好友内森在发现“机器”吐出的那些“无关号码”预测到了普通刑事案件后，试图说服NSA将其应用到预防犯罪领域。
结果遭到了断然拒绝，而原因也很简单。
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搜集许可是建立911之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只是一层遮羞布，但遮羞布也有其存在的意义。
有些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即使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拯救无辜者的生命。
NSA将和恐怖主义有关的号码提供给CIA或者FBI，阻止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不需要回答为什么。
号码怎么来的？NSA如何确认这些号码与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有关？
就算真有愣头青特工和探员问出这样的问题，也会被一句“国家机密”或者“你无权知道”给顶回去。
可涉及到普通人的刑事案件就又是另一回事了，通常意义上的“预防犯罪”指的是通过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就业率，增加公共区域监控这些方式来降低犯罪率。
而不是说警探们等在办公室里，在一张写着嫌疑人或者受害者社保号码的纸条出现在自己桌上之后，出门去阻止犯罪。
姑且不说犯罪过程被提前终止，有犯罪意图但未能实施的嫌疑人是否有罪这种能让各派法学门阀打破头的命题。
仅仅是普罗大众在得知自己隐私全方位无死角暴露在司法机关监控之下的恐惧感，就能让这个国家彻底翻天。
内森是纯粹的理工男思维，他的想法直接且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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