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朝会，朱由校以雷霆手段罢黜衍圣公的圣旨颁下，朝堂之上竟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
那些平日里动辄抱着圣贤书引经据典、慷慨陈词的官员们，不是被朱由校派到偏远之地“体验民生”，就是在孔家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前噤若寒蝉，不敢贸然进谏。
然而在这份寂静之下，涌动着难以言说的震惊与不安。这位年方十六的皇帝，行事之果决，手段之凌厉，让满朝文武都倍感压力。
更让他们心惊的是，皇帝似乎找到了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方式来影响和引导舆论，这让他们这些习惯了通过朝堂奏对和士林清议来影响朝政的传统官员，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与朝堂的谨慎与沉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日益高涨的议论声浪。百姓们对这位年轻皇帝的评价却与朝堂大相径庭，自陛下登基以来，虽然屡兴大案，牵连无数，但没有一次是针对普通百姓的。
相反，许多人因为陛下兴办的工厂而获得了生计，米价平稳，治安改善，生活的变化实实在在。百姓朴实，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敬谁爱谁。
茶馆酒肆间，常能听到这样的议论：“当今陛下颇有太祖爷当年的风范，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豪强士绅，总算是报应来了。”
特别是在朱由校的全力推动下，隶属于官方的《大明帝国日报》发行网络已在短短的数月时间覆盖京城与北直隶、南直隶主要府县，并逐渐向全国蔓延。
虽在一些偏远府县尚只能做到旬报甚至月报，但在作为天子脚下的京城，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报纸初创之时，掌管报纸创办的朱宣最为头疼的便是经费问题。按照旧例，这等官办报刊要么由国库拨银，要么由地方摊派，都是劳民伤财的苦差。
虽然他是系统文管，但是面对这种从未出现的事物，他也一时之间也是一筹莫展，还是在朱由校的点拨下，命人在报纸上开辟“广告版面”，明码标价，面向所有商贾开放。
起初，京城的商贾们对此都持观望态度。毕竟在读书人眼里，商贾本就是末流，如今还要在白纸黑字的报纸上公然叫卖，实在有失体统。更何况，谁也不知道这劳什子“广告”究竟有没有用处。
但是世界上总是不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转机出现在京城最大的酒店“醉仙楼”，其东家李富贵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琢磨着既然这是皇上办的报纸，好歹要给几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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