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雷杰只要有空，就会去女人家帮忙——帮她修门窗、整理院子、把捡来的塑料瓶捆好，方便她去卖。女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眼神里的警惕也少了几分。
一天傍晚，雷杰帮女人把塑料瓶搬到废品收购站，卖了二十块钱。女人拿着钱，突然拉住他的手，眼泪掉了下来：“雷兄弟，你是好人……俺知道你想问啥，俺跟你说，俺家老五，死得冤啊……”
雷杰停下脚步，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嫂子，你慢慢说，别着急。”
女人抹了抹眼泪，哽咽着说：“老五是个老实人，就想多赚点钱，给俺和儿子治病。三年前，刘富贵的小舅子龙哥找到他，说有个‘好活儿’，在黑口子挖石灰石，一天给两百块。老五当时病着，急着用钱，就答应了。”
“结果呢？”雷杰轻声问。
“结果才去了半个月，就出事了。”女人的声音颤抖着，“那天下午，俺接到龙哥的电话，说老五在矿上出事了，让俺去领人。俺到的时候，老五已经没气了，身上全是血，矿上的人说他是‘违规操作’，只给了俺两万块，还威胁俺，要是敢对外说，就把俺儿子抓走。”
“当时有没有人看到？”雷杰问。
“有个记账的，好像是矿上的会计，”女人想了想，“他偷偷跟俺说，老五是因为黑口子塌方死的，刘富贵怕被人知道，才说是违规操作。他还塞给俺一张纸条，说上面写着黑口子的位置和刘富贵贪钱的证据，让俺以后有机会就举报。可俺不识字，又怕惹祸，就把纸条烧了……”
雷杰心里一阵惋惜，但也松了口气——虽然纸条没了，但“黑口子”“记账的会计”这些信息，已经能和账本里的线索对上了。那个“记账的会计”，很可能就是知道内情的关键人物。
从女人家出来时，天已经黑了。风岭镇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矿山的机器声隐约传来，像一头巨兽在低吼。雷杰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在土路上，心里思绪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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