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以及各地官府的开明形象得到了很好的宣传，这在唐初是极为难得的一件大事，用后来人的话说，就是巩固了大唐的统治云云。
至于大唐第一批进士的诞生，贵族文人们最为关注的还是他们的去向。
至于杏林宴，殿试种种，是街头巷尾的百姓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上层人物们却不很在意。
那都是朝廷宣扬科举应试的手段罢了。
其中更加深刻的意味才值得琢磨，从去年开始的科举大考，到了大唐元贞五年六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有着诸多的纷扰。
为此流了很多的鲜血，丢冠罢职，乃至于流放的人也在少数，一桩桩一件件，都表明了一件事。
朝廷推行科举的决心非是前隋可比，那么对于贵族们极为有利的察觉制度又该何去何从呢？
会像前隋废除九品中正制那般明令废弃吗？
在这件事上，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殿试之后，被点为状元的孙伏伽的那篇文章传出之后，他所持的政见便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唐初时节，融合了旧有贵族豪门势力的新的贵族阶层正在迅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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