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中掺杂了熟悉的母语，陆长缨顿一下才反应过来，转头对同行的留学生说：“我有个伯伯在纽约，他会来接我。”
留学生笑道：“那就好，不然你一个小姑娘独自来美国，多让人担心。”
留学生名叫邵谦，是个高瘦清秀的年轻人，体贴好脾气，在飞机航行中很照顾陆长缨。
他原在机关单位工作，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国家开放自费留学后，他高分通过托福，成功申请到康奈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这不算完，办理护照签证和档案存放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还是借助未婚妻家里的关系，单位终于肯高抬贵手，松松手放他去美国。
当陆长缨与家人依依惜别时，一旁的邵谦也正与未婚妻互诉衷肠。他们说好了，等邵谦在美国站稳脚跟，就把未婚妻接到美国做陪读太太。
不过，对于现在的邵谦来说，这看起来是个有些遥远的梦想
——毕竟他全身上下的家当只有五十美元。
陆长缨比他强一点，她有一百美元。
倒不是他们不想多带些钱，而是现在中美的收入水平差距极大，加上国内严格的外汇管制，能弄来这些美元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穷学生拖着大包小包，拘谨地路过免税店，再快步越过香味扑鼻的快餐店，最后走出航站楼，停在机场外的打车点。
黄色出租车看起来比一些国内轿车还要更先进，透过敞着的车窗，计价表折射出万丈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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