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思索了片刻，用一种极其微妙且考究的外交辞令，亲自撰写了一封发往伦敦内"阁办公室的密电。
在电文中，他没有直接要求停止调查，而是将MI6香港站的行动，描述为一种“不合时宜的纠缠”。
他声称，MI6的固执己见，正在严重“破坏”港府好不容易才与本地华人领袖建立起来的“脆弱互信”。
他刻意没有提陈山的名字，只用了本地华人领袖这个模糊的称谓。
他危言耸听地指出，这种不信任一旦扩大，极有可能引发香港社会新一轮不可控的经济与社会动荡，甚至会影响到美国方面的态度，为英美关系带来不必要的外交摩擦。
他暗示，追查一台已经“可能被炸毁”的机器所带来的价值，远不能与维护香港作为帝国远东金融支柱的稳定相提并论。
最后，他以总督的身份，郑重请求伦敦高层能够“从大局出发”，审时度势，及时结束这场“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毫无意义的闹剧”。
发完密电，港督并没有停下来。
他知道，光靠一封电报，还不足以让固执的军情六处低头。
他拿起了书桌上另一部红色的、没有拨号盘的保密电话。
这条线路，直接连接到伦敦白厅，通往他当年的政治导师，如今内阁中的一位实权人物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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