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打饭边问：“可是抓住那贼人了？”
郑荣喜正是为此事而来，想到自己夸下海口，却未能践诺，不禁脸皮发烫，眼神躲闪：“我已率人数次搜寻、查访城中各处，却始终不见那贼人，想来定是离了东京……”
这话略显底气不足。
他仍觉得此事不合常理，那陈贵生于东京长于东京，离了东京又能去哪儿销赃？
但此案确实再难查下去，陈贵家住城西南，正是此次水患的重灾区，其妻儿老小俱已被大水卷走，凡是和他有交情的人，郑荣喜都已逐一查问过，没人见过他。
只能当他已经遁逃出城，如若不然，上头便该怪罪他追证不力了。
郑荣喜这回没再夸口“必将绳之以法”。
即便他夸口，吴铭也不会相信。
宋代自建国以来，贼盗案的数量便一直居高不下，到了本朝，更是“盗贼充斥，所在窃发”，以至于“郡县悉不能抑制”。一些富家大族甚至充当起窝主，尤其在京畿地区，成为“盗贼不戢”的重要原因。
朝中重臣无不为此震惊，纷纷提出“不可以常法治之”，要求别立重法，严惩贼盗。
于是在嘉祐六年，朝廷于常法之外另创《窝藏重法》，成为京师地区惩治盗贼，审断窝藏罪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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