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静怡好奇地问：“那这些人都是怎么察觉到风险的？总不能凭空猜测吧？”
“当然不是。”韦国豪苦笑一声，“我们在那边虽然经商的多，但一直受排挤。刚开始只是些小摩擦，比如市集上本地人故意刁难我们的商贩，或者政府部门办事时对我们故意拖延。但到了1976年之后，这种刁难变成了明文规定——比如我们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子女上学要多交‘特殊费用’，甚至连我们自己人之间通婚都要经过审批。”
“更明显的是舆论。越南的报纸开始频繁刊登‘华夏人抢占本土资源’‘华夏人不忠于越南’之类的文章，把经济问题归咎到我们身上，这明摆着就是在煽动，为后续的打压铺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要动真格的了。”
方言补充道：“还有些人是通过人脉提前得到了消息。比如之前有侨商在那边做生意，就提到过香江有不少越南华人社团，这些社团和越南的华人商界联系紧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会第一时间传递消息。有个做五金生意的侨商，就是通过社团得知当局要‘接收’华人企业的消息后，连夜把工厂的机器设备拆下来，装在渔船上运到了海南，虽然损失了厂房，但核心的生产设备保住了，到了国内很快就能重新开工。”
“不过也有很多人没这么幸运。”韦国豪的语气沉了下来，“我医院里有个护士，她丈夫是开餐馆的，总觉得‘咱们规规矩矩做生意，不惹事，当局也不会怎么样’，劝了好几次都不听。结果去年年底，那边当局突然派人查封了餐馆，说他‘非法经营’，不仅没收了所有财产，还把他丈夫抓去劳改了。那护士带着孩子哭着来找我帮忙，我也只能凑了点钱让她赶紧跑路，至于她丈夫，到现在都没消息。”
崔静怡叹息道：“说到底，还是警惕性和行动力的差别。那些提前避险的，要么是消息灵通，要么是不抱侥幸，舍得壮士断腕；而那些遭殃的，大多是觉得‘不会轮到自己’，或者舍不得眼前的产业，犹豫不决错过了最佳时机。”
说话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协和医院门口。救护车刚停稳，医护人员就推着担架往急诊室跑。
方言停好车，对着韦国豪说：“待会儿你跟我去办公室登记一下信息，我让人帮你联系塘沽港，再给你开个介绍信，方便你办理临时通行证。”
韦国豪听到后，赶忙对着方言深深鞠了一躬：“真是太谢谢您了。要是没有你们帮忙，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妻儿。”
“都是同胞，不用客气。”方言拍了拍他的肩膀，“等你到了香江，要是想继续行医，如果开医馆困难的话，我也可以帮你联系那边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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