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早上九点，在拉菲特街64号弥漫着咖啡香的客厅里，年轻的俄罗斯人经过一夜的休息，神采奕奕；又在旅店里刮掉了拉渣的胡子，显露出颇为英俊的相貌。
契诃夫激动地阐述着他的文学抱负——
他要像莱昂纳尔揭露法兰西社会的弊端那样，以笔为刀，揭露俄罗斯的痼疾——农奴制的残暴、官僚的腐败、小市民的麻木！
他要唤醒整个民族！
说到动情处，契诃夫挥舞着双手：“索雷尔先生，《老卫兵》里对麻木的讽刺，《于勒叔叔》里对金钱扭曲亲情的刻画，在俄罗斯随处可见！
我要做俄罗斯的‘良心’，像您一样！”
莱昂纳尔耐心地听着，眉头却微微蹙起。
契诃夫的热情是真挚的，但他沉浸在对“民族灵魂”的宏大叙事里，双脚仿佛悬浮在云端，对现实的重量一无所知。
他看到的“俄罗斯病”更像是从书本和愤懑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而非从生活的泥泞里亲手挖掘出的根茎。
第132章这是莱昂纳尔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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