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辽东危殆，袁可立审时度势，趁后金主力西进，果断命沈有容、张盘等将率水师奇袭金州，一举收复旅顺、望海堡等战略要地，明军“拓地四百余里”，令努尔哈赤被迫收缩防线，一举扭转了辽东战局的颓势。
而且其谋略不仅限于战场，他还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的姻婿、后金核心将领刘兴祚，此为明清战争史上明方策反的最高级别降将，极大动摇了后金统治根基。
同时，他大力支持毛文龙在皮岛建立敌后根据地，频繁袭扰后金腹地，使其“疲于奔命，不敢西顾”。在其坐镇登莱期间，后金连续三年未敢大举进犯山海关，为明朝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时人黄道周曾痛惜评价：“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可惜，正是这样一位国之干臣，却因不屑依附魏忠贤阉党，拒绝为其党羽请功，而遭排挤倾轧，最终心灰意冷，被迫“致仕归里”。
崇祯六年，袁可立病逝，朝廷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登州名宦祠中，他是明朝十四任登莱巡抚中唯一入祀者，被后世誉为“明朝最后的脊梁”。
可叹其功业招致清廷忌惮，修《明史》时，其事迹被系统性删削，奏疏、塘报多遭焚毁，董其昌所撰行状亦险遭毁版，致使《明史》中对其仅寥寥数语，未入“名臣传”，收复失地、策反刘爱塔等不世之功几被抹杀，实令人扼腕。
朱由校穿越之前了解此人经历之后就曾感慨，这样的人物，竟然在官场上无容身之处，只能说大明亡的不冤。登基以来，他就特戳升其为登莱巡抚，对其寄予厚望。
去岁十月，袁可立奉新君圣旨，授登莱巡抚重任。接旨那一刻，他手捧黄绫，指尖微颤——为官半辈子，第一次感受到被毫无保留信任的重量。这位历经三朝的老臣，眼中闪过一丝久违的光彩。
谢旨之后，他星夜兼程赶赴这新设的登莱巡抚任上，肩负起为辽东大军筹措粮秣、稳固后方的重任。
然而，踏入山东地界伊始，袁可立的心便沉了下去。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民生凋敝之状，远比他想象的更为酷烈。
更令人心寒的是，朝廷虽已下旨罢免辽饷，但地方胥吏与豪强勾结，仍巧立名目，变本加厉，盘剥百姓，致使民怨沸腾，几成干柴烈火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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