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抄本未见增效步骤，更强调药简力专。
小柴胡汤也是类似，复刻本中柴胡用量达八两（远高于宋版的半斤），且无后世添加的“人参、大枣”等扶正药材，完全是攻邪疏解的原始思路。
此外书中记载了宋代已失传的炮制工艺。
比如附子需“盐渍七日，炭火煅透”，与后世清水浸泡减毒法迥异。
方言联想到此前救治阳虚重症时若用古法炮制，或可避免药效打折的问题。
另外大黄注明“酒蒸九次”，而非今制的酒炒一次，这也说明唐代的中药师对峻药缓攻有极致的把控。
在《辨霍乱病脉证》篇末页脚，有一行朱砂小字批注的方剂，方言怀疑是日本那本书里唐代医家的补录，上面写：
“暴泻如水者，急取灶心土半升、赤石脂一两、粳米一握，沸汤冲搅澄服。”
此方未载于任何传世伤寒论版本，倒是与方言此前用黄土汤化裁治疫痢的思路一样！
书中描述太阳病转阳明仅言“胃家实”，未细分“经证、腑证”，三阴病提纲也没有后世复杂的“寒化热化”分型。
侧面印证了张仲景“见病知源”的原始诊疗逻辑，是以症状群为核心，而不是机械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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